报告指出，从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由49.39上升到56.35，年增速为2.67%，绿色发展水平呈稳定上升的趋势。在这过程中，部分省市的排名情况没有变化，如上海市绿色发展指数由61.41提高到77.70，一直保持首位;重庆市绿色发展指数由51.90提高到58.52，一直保持第4位;贵州省绿色发展指数由47.65提高到54.26，一直保持第5位，云南省绿色发展指数由44.66提高到49.64，基本保持第8位;安徽省绿色发展指数由43.93提高到48.86，一直保持第10位。
部分省市排名略有变化，如浙江省由第3位上升到第2位，主要原因是其绿色保障力提升较快;江苏省由第2位下降到第3位，主要原因是其绿色承载力指数有所下降;湖北省由第7位上升到第6位，主要原因是其绿色增长度指数上升很快;四川省由第6位下降到第7位，主要原因是绿色保障力指数的增长速度放缓。排名变化略大的省是江西省和湖南省，江西省由第9位下降到第11位，主要原因是其绿色增长度、绿色保障力的增长速度较慢;湖南省由第11位上升到第9位，主要是由于其绿色增长度、绿色保障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且增长速度非常快。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在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升的同时，区域不平衡特征明显，绿色发展差距有扩大趋势。2011年，绿色发展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指数为61.41，最低的是湖南省，指数为42.43，两者之间的差为18.98;2015年，绿色发展指数最高的仍然是上海市，指数为77.70，最低的指数为47.96，两者之间的差为29.74。绿色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全面推进，因此，缩小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三大区域及省域之间的差距，完善协调发展机制，提升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能力，是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创新能力需提高
报告指出，绿色发展与创新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创新是影响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多年来，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1年是41.64，2015年是43.17，年均增速为0.72%，增长幅度非常小，对绿色发展的支撑不足。R&D经费投入强度由2011年的1.71%提高到2015年的2.04%，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投入明显不够，没有形成有效的创新机制，关键技术和集成性技术缺乏，科技竞争能力十分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速由2011年的19.5%下降到2015年的14.0%。信息产业发展缓慢，2011-2015年，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由4.24%下降到4.17%。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不够，缺乏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性机制和市场化融资机制，中小企业和节能环保技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潜力仍有待发掘。
报告认为，目前支撑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政策工具不足，长江经济带尚未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相互协调配合的、完善的绿色发展法律、政策体系，不能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规范。绿色投入严重不足，2011年至2015年，绿色投入指数由41.07提高到43.96，年均增长率仅为1.37%，中央和地方预算投入较少，没有建立稳定的预算投入科目和机制，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参与绿色投资的激励不足。绿色税收体系待进一步完善，资源税种设置不全，环保税实施伊始效果待明朗，企业进行污染治理与技术创新动力待提升。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社会融资机制不健全，制约了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
产业布局需调整改善
报告称，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40%，但产业绿色转型面临着区域性、累积性、复合性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同时，沿江各省市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落差，特别是部分省(市)的产业结构重型化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根本性转变，部分资源型、传统型、重化工型产业的绿色投资和技术创新不足。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空间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首先，产业布局与资源错配加大了环境承载的压力。目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与资源、市场脱节，如煤炭等能源基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钢铁、石化、建材等耗能型企业则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量的进口油从东部上岸后往返运输中西部加工;东部地区轻工、纺织等产业外向型特征明显，而棉、毛、麻、丝等天然纤维原料需要从中、西部地区调运。产业布局与资源错配导致的大规模资源、产品跨区域流动加大了环境的承载压力。
其次，产业布局过度集中和雷同导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长江沿岸布局了大量重化工企业，有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等大型国有化工基地，且众多产业项目和园区之间的上、下游梯度产业链条不明显，存在雷同现象，同时，一些污染型企业距离居民区和江边过近，水源的安全保护距离很难得到保障，部分企业对环境风险认识不足，风险防范应急预案措施不具体，加大了环境突发污染事故的风险。
《报告》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撰写，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